崔琦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有时主持人必须知道何时闭嘴。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受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任命，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我曾两度采访他，一次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一次是去年在法兰克福采访他关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机会在世界银行工作，有机会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去帮助世界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他的骄傲，也是国人的骄傲。我问：“你现在取得的种种成就是否达到了当年你父亲对你的期许？”
    一直侃侃而谈的他突然沉默了，眼眶慢慢红了，继而泪流满面，哽咽无语。看得出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泪水就是不听话地扑簌簌地落下来。他25岁那年因为坚信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大陆这一边，抱着两个篮球泅海从金门游到内地。虽然后来终于与妻子团聚，但父亲在台湾临终时他却因为还戴着“投匪”的罪名而无法见最后一面。这样的人生遗憾与痛楚，情何以堪？我不忍再问下去了。
    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我。”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件合适上镜的衣服。衣柜中不过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子上一围，问我是否好看。
    她有着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养有关。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业生。她获得过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年她最终决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后来嫁给了刘少奇。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感情？
    正在我采访王光美之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他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渐渐地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继而泣不成声。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够戗。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
    王光美的母亲因为受到牵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母亲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得的资金设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已经失灵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
    历史选择的人，人创造的历史，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时代”，从那时起成为了《杨澜访谈录》明确的追求。(3)
    明日关注：一个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