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唐代初设，为中书省修书或侍讲机构。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宋代，书院以研习经籍为主，创办者或私人，或官府。元代书院遍及各州、府。明清益增，惟多为准备科举而设。”
　　书院影响巨大
    书院发展历时长久，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与科举联系紧密，成为众多士子登科及第的重要场所，受到世人推崇。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就先后诞生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电报学堂等新式学堂。之后新式学堂日益发展，原来的私塾、书院教育逐渐落伍，并被一些人斥之为国家发展的桎梏，要求进行改革。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由此各级书院均改为学堂，虽然一些书院的教学形式还没有新学的趋向，但是书院的历史已告终结。
　　玉林的书院
    玉林的书院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目前，有文献可查的书院共有33所，按地域划分玉林（玉州区、福绵区）5所，兴业县5所，北流市7所，博白县9所，陆川县2所，容县5所；按时代划分，始建于宋代的1所，明代的7所，清代25所。这些书院中年代最早的是容县的勾漏书院，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玉林历史上所建书院较多，但古迹留存相对较少。目前仅存北流的六里书院、扶阳书院，博白县的六龙书院、凤鸣书院和莲江书院。其中北流的扶阳书院保存状况相对较好，依然保留着玉林书院的原始风貌。
    扶阳书院位于北流市白马镇白马圩，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坐东朝西，规模为三进两廊及藏书楼一座，建筑尚存，占地面积802平方米。前座大门以大理石刻楷书对联“扶興钟淑气，阳德啟文明”，匾额“扶阳书院”。墙端绘状元及第、麟吐玉书等壁画共30多幅。
    除书院古迹之外，玉林还有一些书院相关文物留存，这里为大家介绍其中两件。
　　“经古书院”石刻匾额
    现存于博白的清同治篆书“经古书院”石刻匾额，长190厘米，宽72厘米，厚10厘米。该匾石质，墨色，整体呈长方形，匾额中央阴刻篆书“经古书院”四字，由右至左排列，匾额上款为竖排楷书“同治癸酉年（同治12年，1873年）闰六月榖旦”字样。匾额落款为直行楷书“知博白县事胡希瑗”字样。并附有两方方形印章。
    经古书院为清末博白县城所建的一间书院。由于古代《博白县志》现仅存环玉书院所藏道光十二年刻本，故道光十二年之后直至民国时期的许多历史史实皆不见诸于文献，对于部分重要史实考证缺乏文献依据，如对经古书院，1994年出版的《博白县志》也只是模糊地记载为清末民国时期修建，但具体何时则无从考究。而这件清同治篆书“经古书院”石刻匾额的留存却为我们提供了文献未记载的历史，依据其上所记“同治癸酉年闰六月榖旦”，可知至少在公元1873年，博白经古书院就已经修建完成。　　　“六里书院”款青花开光人物纹瓷壶
    北流清岭垌窑“六里书院”款青花开光人物纹瓷壶(左下图），口径6.2厘米，底径11.3厘米，高15厘米。壶直口，短颈，斜肩，筒腹，肩与腹间置对称双耳，腹部有曲流。装饰部分壶肩部饰青花楷书“六里书院”四字，腹部一侧饰青花人物图，另一侧则饰花形开光，内饰青花行书“气味能引洞中仙”七字，流下书青花双行款“宝兴造”。
    六里书院位于北流卞一里(今北流市平政镇北流市第二中学内)，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邑人何寿庆倡议联合波一、波二、卞一、卞二、卞三和扶来六里人士筹捐提租共同修建的一间书院。其时共建成院屋3座及左右重廊。光绪三十二年，改办六里小学堂。壶流下铭文“宝兴”，实为清代民国时期北流岭垌地区的制瓷工场，所造产品多为杯盘、碗、碟以及壶等日用瓷，生产规模较大，所产瓷器存世量较多，目前古玩市场仍可见其相关遗存。
    书院已成往事，古迹留存亦少，但书院在玉林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却影响深远。从宋至清，玉林的30多间书院为玉林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们有些成为了玉林当地的士绅名流，为玉林当地的公共建设、人文素养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有一些优秀人才还曾进士及第，在全国的许多地方担任地方长官，在当地亦留下众多美谈佳话。玉林书院的印记伴随着这些人才遍及五湖四海。
    而今，书院已远去，但当我们在欣赏玉林书院相关文物、徜徉于玉林书院古迹的时候，似乎又可以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回到那些代表着玉林文教昌盛的书院，聆听玉林书院里的琅琅书声。    （通讯员于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