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家族史书，叙说汤氏祖孙三代的身世经历；这是一部学术史书，浓缩了中国学人在百年动荡变迁中的学术操守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守望；这是一部自传，作者以平实、中性的笔法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讲述了个人的悲欢得失及学术生涯。读完汤一介遗著《我们三代人》之后，笔者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感叹汤一介先生的真诚和自我解剖精神，也更加理解先生为什么不屈从出版社的要求，将自己辛苦三年写好的书稿毅然放回抽屉，让其“沉睡了”十多年。也从内心感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能有如此眼光和魄力将先生的这一心血之作以原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的父亲汤用彤
    如人们所知，作者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家、佛教史家、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在作者汤一介眼中，汤用彤是位慈父。父亲与当时的学者大都相处得很好，与朋友相聚论证、论学，从不喜争论，亦无门户之见。故朋友们给汤用彤起了个“汤菩萨”的绰号。
    汤一介认为，汤用彤治学之严谨世或少见。“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故其代表性作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
    汤用彤在解放前一直教书，先后在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1931年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
    汤一介先生评价祖父汤霖时说：“祖父对父亲影响最大的题词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汤用彤一生确实遵照祖父的教训，传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处事，忧国忧民。这也成为汤一介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书中，汤一介谦虚地评价自己说：“我虽无力传‘家风’，作为父亲的儿子和学生，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父辈们的友谊
    在《我们三代人》的第二部分“我父亲”中，作者用了很多笔墨记叙了父亲与胡适、吴宓、熊十力、钱穆、傅斯年等著名学者的交往故事。
    “像老一辈学者能保持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并在学术上相互支持，是不多见的。”汤一介书中所述“我们的父辈学者都已故去，他们的为人为学有许多方面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这一辈子无论在‘国学’或‘西学’上都远远不及上辈。”“我们的后辈，是否能比我们在学术上的造诣更强也很难说……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中华民族何时才能真正复兴而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等待着。”
　　汤氏三代的文化情结
    在汤一介先生的墓地上，一块长20多米、高约3米的墓碑矗立在苍松翠柏间，碑文上醒目地刻着：“汤氏三代论学碑”：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返本开新中会通中西古今之学，重新燃起思想火焰，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责任……
    在笔者与汤先生的接触中，也深感先生为人为学之儒者风范。他生活很朴素，跟学生在一起，是先生最开心的时刻，他总是面带微笑，并勉励学生抓紧时间做学问。
    在笔者印象中，汤一介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称自己是“哲学工作者”。“我们这批人在学术根底上不如老一代。”“在做学问上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汤一介在书中认真剖析自己“没有成为哲学家”的原因。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间，他也曾梦想过成为一位哲学家，但是到1949年后，“我想当哲学家的梦破灭了，甚至对哲学做点真正研究的可能也因政治原因丧失了。”“我父亲自回国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的二十余年中，正是他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这应该是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间，他得以全心地做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加之他此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汤一介记得，父亲在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至少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虽然历经政治动荡，汤一介曾经有过心灰意冷，想扎在故纸堆中做些学术研究打发余生。但其内心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希望中国早日富强的愿望从来没有熄灭过。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热”中，汤一介并未置身事外，凭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先后写了许多文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中国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并在大家的推举下，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终身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全面走向世界前列的努力中。
    该书作者以其做学问的严谨态度，用纪实性的手法、中性的笔触还原了许多历史真相，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其学术及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来源：搜狐读书梁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