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上大学的日子
    在政治上，不知为什么，我有了进步的要求。1951年暑假，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夏令营就在济南城西商埠的一所学校里，离家并不算远，可是要住在那里，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我第一次吃大锅饭，觉得饭菜的味道和家里的不一样，吃起来特别有劲。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感到十分新鲜，可也十分想家。就在夏令营里，我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件事家里并不知道。
    1951年，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
    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历史上曾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
    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来了北京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涮肉和烧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的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和小米绿豆粥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我是在北京就读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现西城区的新文化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通过邮局给我寄15元零用钱。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15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来买书，有时还接济困难的同学。
    每次父亲汇款，汇款单总附有短信，上面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心里话。
    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很生疏、冷漠。在大学时，我曾对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产生了单方面的恋情，在得知不可能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再谈恋爱。这对学习十分有利，我终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被选为留苏生。
    1955年夏天，我和姐姐同时毕业。毕业前我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姐姐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建筑设计院。其实，这两个单位当时都归二机部领导，都是从事原子弹研究制造的。我和姐姐都是被紧急调配来工作的。当时我们两个都已经被学校选定去苏联留学，可是只能服从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样失去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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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关注：我们和父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