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个走廊并不是很宽，但是很长。开机之后，我和谭咏麟两个人就在里面走，一边走还一边说台词，结果这次又遇到险情，我们两个刚刚走到那附近，它就忽然扑出来了，飞快地扑到墙上，爪子在墙上抓出好多印子，把我们两个吓得够呛。
    本来我和谭咏麟应该直直地穿过走廊，可是接下来每次实拍，我们还没走到跟前它就扑出来，很凶地要过来抓我，这可怎么办？最后只好请它主人把它死死拉住，我和谭咏麟刚走到附近就吓得不敢直着走了，就忽然改成走曲线贴着对面的墙绕过去。这样才勉强过关。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真的不能吓唬这些有野性的动物，它会马上记住你并且开始恨上你的。这种情况后来在拍摄《十二生肖》的时候再度上演，我因为必须要对着古堡里的两只大狗面露凶相，结果被它们咬了好几口，为此我还被强迫连续很多天注射狂犬疫苗。
    现在你们可以拿出《龙兄虎弟》，找到那个片段，就能看出我俩当时吓得有多惨！
    1997年9月，我在戏剧学院的师父，几乎朝夕相处10年的于占元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荷兰拍《我是谁》，那一刻脑子里浮现出自己7岁时被带到师父身边的情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度过漫长而痛苦的10年，当然也不会知道如果没有那10年就没有今天的成龙。
    身在世界各地的元家班成员，包括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七小福”，都在尽一切力量赶到洛杉矶，参加我们共同的师父的葬礼。我也停下电影的拍摄，从荷兰赶到美国。我的制作公司嘉禾因此损失了几百万港币，但是我的老板很清楚他们无法阻止我回去。
    我曾经说过，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尽管在戏剧学院的10年里，每天都在经历魔鬼训练，被体罚到流血流泪是常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咒骂师父，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才明白这一切经历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痛苦，还有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除了一副足以闯荡电影圈的好身体、大量可以自如表演的动作特技，更多的是已经渗入我们血液中的坚韧、胆量、气魄和纪律。所有这一切，都在那之后的人生里帮助我们渡过一道道难关。
    经历了师父的离去，让《我是谁》的拍摄有了更多的意义。我比过去更加希望在这一部电影中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去挑战更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这部电影除了在荷兰取景，还有很多场景是在非洲拍摄，全片充满大量的视觉奇观和惊险而富创意的动作场面，后来我听说这部影片的动作设计甚至被评为“武打艺术”。其中经常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场面，包括大厦上的天台格斗、高楼玻璃外墙的急速飞落、从直升机上跌落原始森林等等。
    其中在鹿特丹的一栋大楼外拍摄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场面。那栋楼总共21层。我要从顶层往下跳，沿着这栋大楼整个的外斜面冲下去，等冲到下面的边缘时，脚一定要刚好停住，再从边上爬玻璃跳进大楼里面。
    尽管这一年我已经43岁，理论上已经过了强拼危险动作的年纪，而我面对的高度是70米。不像《警察故事》有东西可以抓住向下滑落，这次，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一跳，我要献给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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