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所以进士、明经等常科外，封建时代还有“随事设科”的制科考试，如“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等。“博学宏词”（亦作“宏辞”或“弘词”，清为避讳改为“鸿词”）即是唐、南宋、清三朝都曾举行过的制科考试。顾名思义，它意在选拔学问淹通，文藻瑰丽之士。此科始设于唐开元二十九年，陆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均通过此科步入宦途，南宋洪迈、周必大亦通过此科入仕。
    清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不但是考试史，而且还是政治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尽管在考试形式上与唐宋的变化不大，依然是皇帝亲试，依然是试后直接授官，但这一次的考试的规模远远大于唐宋，考生待遇远远高于唐宋：到体仁阁参加考试的多达143人，录取61人全部授职翰林院并参加《明史》编撰，考试期间有丰盛的饭食和优渥的礼仪。这一次考试，考生的身份、心态也非常复杂：有被逼参试、唯恐考中的，有起初反感、抵触最终理解、认同的；有令康熙“始知学问门径”的硕学巨儒，有主持诗坛几十年的文坛宿将，也有起自草野，籍籍无名，期待凭此解决温饱的年轻人。这一榜登榜者有陈维崧、朱彝尊、汪琬、尤侗、毛奇龄、高士奇、傅山等“博学鸿儒”，他们或者当时就是名噪四方的文坛巨擘，或者后来成为清朝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此次考试还有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皇帝本人的政治目的，“时海内新定，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居恒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帝思以恩礼罗致之。”（《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是清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大清一统江山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与征服噶尔丹、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同等重要的意义，被学界称作是“满汉融合之关纽”，标志着汉族知识分子与清廷广泛合作的开始，极大地推动了满汉文化从冲突逐步走向合流。
    傅斯年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研究的起点是材料，难点也在材料，材料的搜集及甄别，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尤其如此。“正式展开综合专题研究之前，‘竭泽而渔’式地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是整个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张亚权《“博学鸿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学界为此构想的“第一步”终于在十二年后被玉林师范学院的王卓华教授成功迈出，其研究成果《康熙博学鸿儒著述考》（以下简称《著述考》）于2017年12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著述考》四十五万字，以登科士人的登科等级、名次为序，系统考订了61位登科士人所有存世及散佚著作，对其存世著作又详细考订其版本源流、庋藏，并又汇辑序跋、提要等。《著述考》回答了61位博学鸿儒们都有哪些著述、主要是什么内容、是否存世、馆藏地及版本等问题。为此，王卓华教授是做到了真正的“竭泽而渔”：首先是“竭”藏所之“泽”，视野所及，有遍布全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各级各类图书馆，还有研究所、博物馆、文物局，连泰州博物馆这样的小馆也没有遗漏。其次是“竭”著述之“泽”，几首唱和诗，一张碑帖拓片、一幅书法作品都没有逃过作者之眼。第三是“竭”版本之“泽”。相同著述，列出不同的藏所，不同版本，也不厌其烦一一进行考述，如朱彝尊有《江湖载酒集》，分别有六卷、三卷、一卷三种版本，六卷本是“藏注者手定底稿本”，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三卷本是龚翔麟辑本，藏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一卷本是聂先、曾王孙辑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如此齐全、精审的材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特殊群体及其政治、文学、文化意义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这部集作者十年之功，显示了长期的积累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具有补白的作用”的力作甫一问世，便引来了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中国社科院原研究员张国星先生指出“关于清代康熙博学鸿儒的著述，至今没有系统地考订过。通过系统研究其著述，不仅能了解这些人的学术和文学成就，而且通过其作品，特别是诗文作品，能了解这批‘被征服的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丰富了清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内容”，“该著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曹辛华先生认为该书“是我国一部系统地对康熙博学鸿儒及其著述进行考订的著作，为人们深入研究康熙博学鸿词科考试这个事件和康熙博学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文学和学术成就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些褒奖绝非溢美。
    《著述考》是王卓华教授一贯严谨、扎实研究风格的又一次力证，是以史为鉴，寻找中国文化继承创新之路的又一有益的尝试，是继《中国诗学三种》《慎墨堂诗话》《邓汉仪诗文集校笺》等著作后，在以往的诗学研究、文献研究基础上向文化研究高峰推进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