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在抗战期间，日军曾两次侵入玉林，造成了大量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犯下了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共玉林地方组织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广西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高举团结抗日救亡旗帜，不断地促进玉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推动桂东南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和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组织发动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学生军
    1936年6月、1937年10月和1938年10月，国民党广西当局分别三次组建广西学生军配合正规军作战。1938年8月，广西学生军回桂代表团从安徽前线来到玉林，产生了轰动效应，在青年学生中形成参加学生军的热潮。1939年春，学生军开赴桂东南的玉林、北流、容县、陆川、博白、兴业等地，在中共党组织的带领下，运用各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桂南会战爆发后，学生军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组织军民合作站，进行战地救护，打击日伪汉奸，甚至直接参加对日作战等，受到人民群众和抗日将士的赞扬。
    1938年6月，北流的中共党员麦世法利用驻安徽霍邱的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任指导员的身份，对士兵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培养了一批有革命觉悟和斗争经验的干部，协助该支部先后发展了近十名中共党员。容县的中共党员吴家宜和进步学生容启龙、杨益炤等在读书时，报名参加学生军被编入第二团，辗转在广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容县参加这届学生军的共有20多人。玉林县的中共党员张熙和、李云蒿和热血青年黄辛波等报名参加了学生军。李云蒿在学生军集训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三青团组织，主编出版了《火车头》的旬刊，指导全团党的工作；张熙和创办了学生军第二团的机关报——《曙光报》，为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发挥了作用。博白县的中共党员朱澄霞与同批学生军中的党员，在安徽成立了学生军党支部并任支委，发展党员，团结抗战，宣传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博白中学党员林时和进步青年李祀英等100多人毅然放下书本，参加学生军，后来一批进步青年在学生军中加入党组织。陆川县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有70多人参加了学生军，正在乌石石滩小学读书的小学生也虚报了年龄和学历前来报考，大桥米冲一名年轻时即守寡的妇女李老太毅然送一子一女同期参加了学生军。玉林区是陈业勋、罗梓元、李祖洳、庞中、杨美灏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不同的途径参加学生军后，在学生军的团部和大队中担任领导职务。
    组织发动党员和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抗战时期，延安被称作代表光明与进步的革命圣地。从国统区、沦陷区，从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在这股奔赴延安的热潮中，中共广西省工委保送、介绍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延安。
    玉林地区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同时间、不同途径到达延安的，陆川县有15人，博白县有8人，北流县5人，玉林县有1人。玉林区各县到达延安的青年，他们大都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服从组织的安排，奔赴抗日根据地或敌后工作，迅速成为各地基层工作的骨干。他们之中，李祖陵、钟国宁、陈厚三、庞炎等在战场上与日军英勇作战光荣献身，宁振邦、蓝树奇等在艰险的战斗生活中英年早逝，朱光、李应奎、黄经薇、何异奎、李殷丹、朱为流、刘毅生等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方面的骨干，继续为革命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加强统战工作推动组建抗日战工团
    1939年春，广西省政府为了借助民众的力量保卫广西，决定在梧州、玉林、浔州、南宁等地区成立战时工作团（简称战工团）。中共广西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通令，领导和推动成立陆川、博白、北流、玉林、兴业、平南、贵县、容县等县城的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玉林区还在其所属的五个县战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
    玉林党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争取当地国民党军政首脑的信任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城乡进行抗战宣传，他们推动各个城镇、村寨、学校，普遍成立歌咏队、话剧队、演讲队、壁报组等宣传组织，兴办政治、文化夜校、宣传抗战。抗战的歌声响彻大地，抗战的戏剧演出遍及城乡，抗战的墙报、漫画、标语随处可见，战工团还组织了晨呼队、夜呼队；出版报纸宣传抗战形势，介绍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等，对动员全民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陆川县委在成立陆川县战工团之后，派人组建了县抗日救亡战时教育工作团。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主导的统战组织，团部的干部多是共产党员，陆川战教团先后共培训了300多人。博白县战工团则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培训了150多人，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举办了抗日妇女游击训练班，继而举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也训练了骨干100多人。各县战工团培养的这一大批人才，充实了战工团和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也加强了党的基层力量。
    玉林五属各县的战工团，都组建了抗日自卫游击队伍。陆川县成立有县抗日自卫大队和49个乡游击中队，辖有队员3000多人，各乡游击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掌握了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博白县战工团在向县政府取得武器装备后，选择地处六万大山西南面偏僻山区的官洞、历山一带作为据点，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入侵日军。陆川、北流等县还组建了妇女游击队。当时的《救亡日报》《广西妇女》等报道她们是“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南国的巾帼英雄“。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入侵广西，玉林地区各地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带动其他抗日团体，组织了浩大的民众队伍，到公路沿线进行破路、拆桥、抢割、坚壁清野，运走粮食，疏散妇孺老幼，准备坚决抗击入侵日军。与此同时，广泛建立情报网，开展锄奸工作，民众自觉侦察、揭发、追捕汉奸。各县战工团组织民众日货检查团，沿公路布岗设卡，严密检查。仅是在陆川县乌石圩的二次检查，就查出日货洋钞棉纱万余绽、棉布千余匹和大批煤油、火柴等物资。
    1940年10月，日军撤出广西前夕，广西当局强迫解散了玉林各地战工团。战工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战工团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则转移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领导发动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曾过境兴业、北流、陆川、博白、容县、玉林6个县，沿途乡镇和容县县城被短暂占领。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强拉民夫，无恶不作，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国难当头、存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不但没有奋起抗战，反而处处阻挠抗日，扣押前来参与抗战的中共党员，逮捕并杀害到玉林找李济深商谈救国大计的抗日将领张炎将军。为拯救民族危亡，保卫家乡，中共玉林地方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精神和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八月决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的领导下，1945年2月26日至3月3日，陆川、博白、兴业、贵县先后爆发起义（陆川2月26日，博白2月27日，兴业3月2日，贵县3月3日），参加起义抗日自卫军共有2800多人，1万多群众参与。战斗历时40多天，先后攻克和接管了30多个乡公所，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的乡政权，贵县、兴业宣布成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博白县成立县民主抗日委员会，缴获了一批反共武装的枪支弹药。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被国民党顽固派镇压而失败。这次起义共牺牲290多人，其中有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主任黄彰，玉林区特派员、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副主任吴家宜以及陆川县委书记温翊俊，博白县委书记熊景昇，贵县县委书记谭留科，县委委员赖志廉、甘松洲，兴业县委书记覃注礼，兴业县自卫军司令员李云蒿、政委张熙和、顾问覃震声（民主人士）和一批县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
    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是中共广西省工委和玉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奋起抗日、保卫家乡的一次壮举，是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百色、龙州起义之后震撼广西的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正气。起义失败后，博白县、陆川县有300多名起义武装人员转战粤桂边区，配合广东南路人民武装打击日、顽军，为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保存了力量，造就了干部，积累了经验，最终有力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桂边区。通过这次斗争，体现了桂东南人民敢于抗争、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慨；体现了共产党人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而不怕流血牺牲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让历史警示当下，烛照未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