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州寒山神于光绪九年（1883年）被钦定为“溥泽龙神”封号，并列入国家祀典，是玉林地区第一、也是唯一被列入祀典的地方神灵。现“寒山诞”已演变成玉林民间最具地方特色的民俗，并于2008年3月被列入“玉林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据笔者了解发现，人们对“寒山诞”的认识多停留在“灵验传说”的层面，即多只知传说，而不问为什么会有如此传说，更不关心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民间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形式之一，它的故事情节与人间现实有直接的联系，且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同时，又借助夸张、隐喻、超人间的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从而使真实情景和奇情异事达到有机的统一。换言之，民间传说背后，必定隐藏着创作者的价值追求和所处时代的社会真实，而且正契合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与心理需求。鉴此，笔者认为梳理传说文本与真实历史的关联，发掘利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对推动玉林民俗文化的创新发展，将不无裨益。
    一 传说版：敕封“溥泽龙神”
    “灵验”是民间信仰传说文本创造及传播的核心要素，在民间信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国家礼制规定列入祀典的重要标准，如“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关于玉林寒山神被敕封“溥泽龙济”传说，同样遵循了“灵验”事件的创作范式，并赋予其人格化、世俗化的特征。
    笔者在寒山村走访调查时获悉：民间盛传在清朝末年，光绪皇帝曾派一员大将来到玉林主抓农业生产，发现此地十分干旱，而当地民众每遇旱情，则祭拜寒山神，且有求必应。光绪皇帝听到大将讲的“寒山应雨任君求”一事，并不相信，于是亲历寒山，验其真伪。光绪皇帝命人找来了七只大水缸、三盏油灯，敕令寒山三圣在一炷香内行雨，如果同时落满大缸和油灯就信其灵验，否则当欺君论罪。香烟升起，即刻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片刻间大雨倾盆而下。大水缸里的水位迅速上升，但由于雨势凶猛，油灯太小而接不满水，就在大水缸的水将满，神香已经所剩不多时。忽然，雨势转弱，油灯里面的水位也慢慢上升。当神香燃尽，神雨即停，大水缸和油灯都正好装满了雨水。光绪皇帝见了大悦，大赞“果然灵验”，钦定“溥泽龙神”为封号，列入祭典。
    其中，寒山三圣是指张氏三兄弟，即大圣是张桂卿、二圣为张桂亭、三圣是张桂成。俗传张氏三兄弟，“祖居湖广长沙府石垌堡高沙村，乃张百万之子也。同胞四人，读孔圣书，习周公礼，长兄名桂宁，早登虎榜，加五品衔。官至江南桃源府督事，因带兵剿匪有功，随宦游福建，见其风水甚佳，遂卜居焉。吾兄弟三人在籍，虽皆登黉序，常思父母早殁，未及安妥，劬劳未报，难慰先灵，遂览青囊之术，觅佳地而卜牛眠，择吉日以安窀穸，方可为人子之道。”为此，张氏三兄弟在为父母守孝三年之后，于北宋熙宁六年（1073），背上父母骨骸“寻龙捉穴”历尽艰辛，后经吕洞宾指点，登上寒山顶峰，只见“万山朝拱，五凤穿云，恰似回龙头顾祖，极其合意，即择黄道吉日，卜葬于六良堡高峰顶，堆石成坟。”后来在吕洞宾的引进之下谒见的玉皇大帝，列为仙班，被授命掌风云雷雨部兼管巡察兵部，负责行云播雨和监察人间善恶。百姓感念寒山三圣的恩泽，遂立寒山庙，并每年分别以三圣的生辰（农历二月十二日、四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为诞期，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至今此俗依旧。
    二 历史版：敕封“溥泽龙神”
    与传说版不同，笔者在检阅《申报》、《郁林州志》等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却发现寒山神被敕封为“龙神”的曲折经过，实则演绎了地方绅民、地方官员、封疆大吏与国家间实现多边互动过程。
    玉林一域寒山信仰起源久远，已演化为一方之特有风俗。古时凡来此上任的官员，均会入乡随俗对寒山神进行谒拜，目的在于达到“礼神以安民”的作用。而从宋明以来官绅创作的诗文、碑记，也为我们描绘了寒山及时行雨，造福于民的历史场景。如宋代余靖（1000～1064，宋代韶州曲江人，天圣初年进士，曾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寒山》诗云：“空翠纷纷冷不流，风云长是护灵湫；山神鞭起龙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明代玉林文氏第八代祖文钦（1382～1464，明永乐六年举人，曾任贵州、江西布政司理问）所写：“名山山里四时冬，年少曾游到绝峰。燕尾水分青草堰，羊肠路遶紫薇宫。不愁天旱兴妖魃，自有神灵起卧龙。昨日郡侯祈祷处，满天甘雨济三农。”又如明代知州邝元乐《玉林八景》诗句：“石室仙踪在郁州，寒山应雨任君求。”其中，尤属清嘉庆间知州史棠《遇旱祷寒山应雨记》记载最为翔实：
    “嘉庆戊辰暮春，余署州篆下车，时早禾虽播，而四野望雨。余亲诸山祀之，见其巅有石笋者，三鼎峙而立。土人曰：右傍一石摇之可动。每大旱，州人移是石于庙，祷而得雨，复置巅，予奇之。归，翼日得大雨，农庆于野。夏闰五月，雨又衍期。予曰：礼载大雩，谓祀山川云雨之神，况寒山作镇一郡，而是石又神所凭依，夫礼贵之焉。越二日，即油然沛然，电雷交作，风雨兼施，不独沟浍充盈，而深溪大河之间畅然流通，予喜而郊巡。问，耕者曰：足矣。老者、少者、壮者、力者，莫不欢欣鼓舞。咸谓：非余之虔且诚不及此，盖欲功于余，而不知是石之为，灵昭昭也。记曰：有功于民则祀之，今寒山出云降雨，泽在吾民，而典斯郡者未闻展春秋时祀之礼，非所以报神功也。余敬撰匾额，复捐俸金八两，为春秋二祭需春则以二月二十日。秋则以八月二十日致祭，庶几祭神而神在，即祷神而神应矣。后之官斯土者，其亦鉴余之为民而倡斯举也，夫是为志。”
    从上述碑文记载可知，嘉庆十三年（1808）知州史棠依据国家崇祀山川云雨之神的礼制，“捐俸金八两，为春秋二祭需，春则以二月二十日，秋则以八月二十日致祭”，为报寒山应雨之功，致使寒山信仰在地方官府层面实现了祭祀的常态化。然而，寒山神列入国家祀典一节，则到清光绪朝方被提上日程。
    光绪七年（1881），由绅民呈请，巡抚庆裕会同总督张树声题请“敕赐龙神封号匾额，列入祀典”，却被礼部以“据册开龙神姓张，杂间他说，究属荒唐。至见龙字灯旗，挥兵驱贼，尤为附会”为由，未获批准。
    两年后，寒山神列入国家祀典，重获新机。积极推动此事的关键人物之一，为玉林州珮人氏蒋武琛。光绪九年（1883），举人蒋武琛准备“以道员分发广东候补，时安徽望江倪公文蔚，系旧同司部郎，陈臬情因，具述寒山神石为灵状，功德及民远且深，宜受封典，亦安民设教之为也。累请未之，遂愿乞留意。倪公诺，谓得所自为，当不负托。”
    倪文蔚来到广西任职，数月后升任广西西巡抚，履行了对蒋武琛的承诺，下文要求藩司徐公延旭转告当时知州董宝书，让其与玉林绅民商讨，重新上报关于寒山神迎石致雨，请求国家表彰。于是，知州董宝书根据举人牟大元等呈请，再度申详，仍恳请勅加封号匾额，并列入祀典等情。缘此，巡抚倪文蔚偕同两广总督曾国荃，据情复奏。为通详始末，兹录全文如下：
    “广西巡抚臣倪文蔚跪奏：为龙神灵验昭著，吁恳敕赐封号匾额，列入祀典以蔚舆情，恭仰祈圣鉴。事窃照郁林州属，寒山庙供祀龙神，建自前明，载在《广西通志》系有飞来大石，上书‘感应龙王’四字。遭旱祷雨，应时立沛，民间报赛甚殷，经升任抚臣庆裕，会同前督张树声，题请敕赐龙神封号、匾额，列入祀典，嗣准礼部驳，奉旨依议钦此，遵即恭录。行知去后，兹据藩司徐延旭、臬司国英，转据郁林州知州董宝书，详据举人牟大元等呈称前事，并以光绪八年秋季，雨泽衍期，田河半槁，经该州亲赴寒山，奉神石至城，设坛祈祷，连得大雨，灵验迭著，实有可征，仍恳敕加封号、匾额，并列入祀典等情，剀切陈明理合，会详请奏前来。臣伏思祀典所载：悉本功德于民，则祀之。经自应详慎权衡，以仰副圣朝进退百神之义。郁林州属寒山龙神庙祀多年，前据绅民所陈，附托姓氏加以形容，未免荒诞，惟查上年，该州迎石致雨一节，因与直隶邯郸龙神铁牌同其灵验益征，斯民感报于至诚，合抚仰恳天恩，敕赐龙神封号、匾额，列入祀典，以答神庥，而舆情除将事实册咨送部科外，谨会同署两广总督臣曾国荃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经过从巡抚到乡绅，再由乡绅到巡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积极互动，再加上封疆大吏曾国荃的鼎力相助，最终于光绪九年（1883）奉上谕：“著翰林院恭书‘丰年为瑞’四字匾额一方，交郁林州，敬谨悬挂，又钦定‘溥泽’二字为龙神封号，列入祀典，春秋由地方官致祭，以昭灵贶。”由此，寒山神成为玉林州第一个，也是唯一被国家封号的地方神灵。由此而知，在地方绅民“累请未之”，为“安民设教”以蔚舆情计，地方官和地方乡绅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及时地上传下达，最终使寒山信仰与国家权力实现了有益的互动。
    随后，知州夏敬颐遂会同绅民牟大元、钟登魁、周德诵、梁雅彜、陈德英、唐盛松等，倡议建庙于城内，以“使官绅商民便于展礼”，并“撰序集资得七千五百余贯，卜地于城之南，将铺屋平基改作，地长十一丈有奇，横五丈有奇，购价二千七百贯，以十年甲申四月□日□时竖造，……越乙酉十月告竣，颜曰：寒山庙。”由此，寒山神从藏身于乡野进入国家视野，寒山庙亦从荒郊、乡村进驻玉林州行政中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庙宇已因社会变迁而无法进入时人视野。
    三 结语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政府礼部以“附托姓氏加以形容，未免近于荒诞”为由予以回驳，地方官二次上奏，否定了“寒山三圣传说”，当时一些地方士绅亦认为“俗传张姓兄弟三人，以葬亲守墓不去，化为石，因而为神。此盖无稽之言，不足信。”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三圣传说”并未因此而被封杀或中断，而是遵循既定轨迹、借国家敕封的推力，将寒山信仰广播于玉林州境。而且，民间祭祀仍以三圣诞辰为基准，而非国家礼制的春秋二祭。由此看来，主导“寒山信仰”传播及祭祀在于民间，而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则表现得颇为微妙。从这一角度而言，国家权力对寒山信仰的影响力，则又有待重新审视。这或许表明，清朝末年国家对边疆民间信仰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又或许是因国家权力控制力所难及。
    从文化的功能而言，文化因需要而被创造或改造。通过上述敕封“溥泽龙神”两个不同版本的阐述，我们不难发现，传说版的敕封“溥泽龙神”实则是基于历史版敕封“溥泽龙神”的再创作。其中，光绪帝是敕封的权力拥有者，不同的是倪文蔚、曾国荃等大臣则被大将取代，知州光绪八年“迎石致雨”一节，则换成光绪皇帝亲历寒山以验其真伪的传奇故事。于是，以迎合民众心理消费需求的“灵验传说”广播于乡野，而真实的历史却因未能找到合适的传输通道而被长期隐隐于世。在此，我们并不否认民间“灵验传说”不失为连结地方“小传统”与“大传统”的有效载体。但是，历史文化的传播不能因此而成为神灵化、传奇化的替代品，甚或是牺牲品。毕竟，民间传说的文学创作终就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因此，当我们在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或许需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如何去开发和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探索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有效的路径，使其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直接转化为乡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有效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