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身份转换与积攒的过程。而身份的转换和积攒不无与他（她）身边的国度有关，或许可以具体化地说与制度或旗帜有关。
  30年前，我只是一个学龄前儿童，终日懒散于灰衣土布的祖母怀里，偶尔撒泼。祖母生于宣统二年，没进过学堂，思想守旧落后，一开口动辄便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有自己的信仰和独立的见解，他始终认为终日沉溺于祖母的怀抱于我的成长无益，于是不顾一切劝阻早早将我送进了学堂。
  在简陋的乡村小学分校里，我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更知——像一颗萌动的种子，不断吸收，膨胀，成长。不会忘记，五星红旗底下的那张因兴奋而涨得通红的脸蛋，也不会忘记，那颗因激动而怦怦慌跳的心——在尘土飞扬的分校操场，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那棵与旗杆一样挺立的马尾松，还有那棵与红旗一样招展的桉树，共同见证了我最初成长的足迹。
  1989年，我骄傲地跨越六年级升入镇重点中学。
  中学生活对我来说是艰苦的，并不是因为功课与成绩，而是因为来自家庭的负担。我并不能像家境宽裕的同学那样天真烂漫和衣食无忧。我的生活相对艰苦而朴素。那时，我的早餐是一毛钱的白粥，中晚餐是白米饭和两毛钱一份的青菜。但我却很努力——比起目不识丁的祖母，我拥有了学习的机会，甚至明白我将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我的刻苦学习换来遥遥领先的成绩。但初二那年，我却险些放弃了学业——因经济拮据，我的农民父亲没能为我付清20块钱的建校费，反而他为捐赠是否自愿的问题闹到了教办。那一年，我是学校惟一交不起建校费的孩子。因贫困而自卑，因自卑而叛逆，我逃学了。我甚至想到了弃学。是我的初中校长，一位老共产党员，他心急如焚到处找寻我，之后将我重新拉回了课堂。我永远不会忘记校长的那一番话：“捐钱事小，读书事大。人生就像开车，方向盘就握在自己手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要自己把好自己人生的方向盘……”
  1992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同年7月份，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告别了我的中学生涯。考虑到家庭贫困，我放弃了去玉林高中，而报志愿去一所中专学校。
  后来的日子似乎顺了很多，因考上了中专，我的户口由农转非，我的父亲觉得日子有了盼头，无论手头怎样拮据他都再没为难我。又因哥姐的外出务工，家中境况也日渐好转。在桂林四年，我顺利完成了我的学业。
  1996年我被分配到某基层单位工作，由于深谙生活艰辛，我很珍惜这份工作。除了积极工作学习业务之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大专、本科课程并取得文凭。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认真钻研技术课题，积极撰写论文，先后在市级、省级、国家级科技期刊都发表了论文，很顺利地，我由一名农业技术人员晋升为农艺师。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培养下，我又于200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近几年，因为积极撰稿，我在文学方面也有所突破，并于2009年加入了市作协。
  34岁的我，一步步迈着属于自己的步子，跨越了生命中一段又一段的光阴，抵达人生中一块又一块里程碑。
  从懵懂无知的学龄儿童，到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社会还赋予我科技人员、农艺师、文学作者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的转换与积攒过程便是我成长的过程。倘若不是生在红旗漫卷的共和国国度，倘若不是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时代，倘若又未能逢遇改革开放的新机遇，我极有可能像祖母一样把所有的身份都深埋于躯体之中直至腐烂，或者将光阴积聚于一架破旧纺车身上换来一团无用麻纱，那么，我拿什么来践行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价值呢？
  人生，我不求完美，但求有所进取。今天，我仍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农业专业技术和文字写作两大强项最大地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我才能无憾——无憾于那些养我育我的亲人；无憾于脚下这片土地；无憾于头顶上那面鲜红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