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这是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对村民说的话。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香烟“芙蓉王”，不料遭遇冷脸。
    其实，政府补偿标准应是每人5000元，邓川还截留了2000元。近3年间，重庆检察机关查办了1977名贪官污吏，涉及惠农资金、社会保障多个领域，涉案金额11.8亿元，许多受害者是低收入群体。
    本是最需帮扶的低收入人群，为何在一些地方屡被“选择性打劫”？
“扶贫”变“劫贫”惠民款成“唐僧肉”
    随着政府财力增强，国家惠民政策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在许多地方，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补助达几十种，已成为困难群众重要的生活依靠和心理依托。
    在重庆农村，农民最多能享受约20项优惠政策，包括家电下乡补贴、计划生育奖励、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资农机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等。在不少城镇，除居民户籍福利政策外，针对困难群体的补助或补贴也不少。
    然而，一些基层干部却变身“抽水机”，使“让利于民”变为“让利于权”。据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介绍，近年来该院查处的侵占移民资金、扶贫资金、征地补偿等侵农害农职务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乡镇、村社干部“集体腐败”现象突出，窝案串案率在七成以上。
    调查显示，惠民款变成“唐僧肉”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贪污“私分”惠民款。云阳县普安乡近期挖出干部集体腐败窝案，包括书记、乡长、副书记、副乡长、乡财政办主任等12名干部私分公款数十次，侵吞计生款、移民款、饮水工程款等上百万元。
    其次是虚报人头“吃空饷”。城口县明中乡双利村原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合伙，在退耕还林工程中虚报户头，多领了补助款12万余元；奉节县林场原场长、副场长、会计、出纳等合伙虚列支出，贪污封山育林和退耕荒山造林款13万余元。
    再次是官商勾结“吃回扣”。大渡口区劳动局原局长杨某借分配农民工培训指标之机敛财，大肆收取“好处费”。一些学校重金“买”得培训指标后，只好搞“缩水”培训，农民工基本学不到技能。
惠民政策被“架空”暗箱操作是关键 
   记者发现，被“劫贫”的低收入群体往往地处偏远，社会关系简单，信息渠道有限，容易被蒙蔽，这为不法干部“截留”惠民政策提供了机会。
    在重庆一些农村，尽管村务公开已喊多年，但部分干部仍在搞“半公开”或“假公开”。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一直欺上瞒下，向偏远山区村民传达“打了折”的补偿标准。此外，他还侵占了群众的异地移民搬迁费、危房改造扶贫资金和种粮直补。一名受害村民说：“干部怎么讲，就只能怎么信，补偿情况一直没公示明白。”
    即便城市社区，一些困难居民也不熟悉惠民政策。重庆一位基层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在家访时发现，有的下岗居民为开服装店没本钱发愁，根本不知道能办免息小额优惠贷款。
    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惠民款补助面广人多，在申报、审核、监督等环节弹性大、漏洞多，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良机。前不久重庆城口县挖出一起套取“家电下乡”补偿款窝案，一些业务人员和零售商勾结，利用“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管理漏洞，骗取国家财政补贴5.3万余元。记者发现，此案中不但“产品标识卡”的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审核监督手段也薄弱，补贴结果公示环节欠缺，也没有进行电话回访和实地调查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和部门权力运作不透明，民主决策不够，缺少群众监督，也给贪腐分子留下操作空间。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调研发现，集体腐败的乡镇村社干部往往能利用职务便利，事前共同“策划”，事中分工合作，事后订立“攻守同盟”。面临监督审计时，有的贪官就把钱打回财政账户，审计过关后又运用权力把钱套回来，以规避监督。
  “困难群体补助款频遭贪占，在全国不少地区也有发生。”重庆市社科院教授丁新正表示，主要问题是基层干部暗箱操作，深层原因则是相关体制不健全，监督制度被“架空”。特别是困难群体话语能力弱，缺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管道。（据新华社重庆4月7日电）